就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而言，其任何一个学科的教育，都需考虑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对所谓大师的培养，二是对本学科专业工作者的训练，三是对将来从事其他职业的学生的科学启蒙。
在某些学科中，对第二点的考虑占压倒性优势，比如计算机语言学。其专业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的教育理念基本预设受教育者将来从事的工作与计算机有关。
哲学则不同。鉴于学科自身的性质，哲学教育必须事先预设，绝大多数学生，将来不会从事哲学专业研究。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历史以及社会原因，大师的概念与哲学的联系异常紧密。人们总是期待伟大哲学家提供一些关于生命和世界的绝妙教导，并以这种方式为人类的发展作出独特的贡献。
与其他一些重要但对社会运转无直接贡献的人文学科一样，哲学专业教育，因此要面临相对复杂的权衡和考量。
大师的培育与哲学专业教育
首先，在大师的培育方面，实际上我们一无所知。
人文大师的出现，需要得到个人的天赋、努力、后天的教导和社会环境的综合支持。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后天教导会在什么样的天赋上点燃什么火花，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是大师最好的温床。我们只知道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大师确实出现了。
其次，对于什么样的学者可称为大师，也存在不同的标准。
有些哲学大师对社会以及政治完全没有影响，但在哲学专业内部，却做出了几个世纪之内无可替代的贡献，比如德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奠基人——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戈特洛布·弗雷格。而有些大师的纯粹理论哲学水平在同代学者中并不突出，但却因为其对众多人文社会领域的重大影响而留名，比如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
我们不确切知道人文大师应该具有何种本领，更不知道如何造就这些本领。虽然对于包括哲学在内的很多人文学科而言，大师的确是它们得以存在的基石，但培养大师，却恰恰不可能成为人文学科专业教育的实际任务。各种意图培养大师的教学计划，在严肃的学者看来，都是荒谬的。
哲学学科教育只在一种意义上需要考虑到对大师的培养，即它不应当阻碍大师的诞生。要避免这一点，哲学教学机构要做到的，就是提供良好的专业训练。
源自天赋的自负备受打击
哲学专业教育最核心的目的，是将学生培养为合格的哲学研究者。但凡有潜质成为学者的学生，通常有一些源自天赋的自负。哲学专业训练的首要任务，是严肃地打击这种自负。
从未见过哪个数学系的学生在上了头几节线性代数之后，还能自信满满，觉得自己可以批驳各家观点，著书立说。能跟下来全部听懂，并成功完成习题，就相当不错了。大家都明白，要出自己的数学创新，还要通过艰辛漫长的努力。
事实上，在哲学中做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其难度并不低于数学。只是，哲学与数学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在于，除少数特殊领域之外，哲学的大多数领域很难为研究成果的好坏提供一套像数学一样鲜明的标准。
这直接导向一个结果，即哲学的初学者，往往不能明确看出自身水平的不足。透彻理解最基本的命题逻辑已属不易；掌握一门古典语言到能够真正用来阅读古典文本的地步，已属不易；从他人文本繁杂的头绪中重构出清晰的论证，并给予准确的评价和批评，已属不易。
这些内容，很多都是哲学研究者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在没有掌握这些技能之前，妄谈哲学思想，是典型的好高骛远。等到下笔写哲学论文时诚惶诚恐，在复述最标准、最简单的思想的时候，都害怕出错，他（她）才算是入了门。
思辨能力的培养
哲学专业训练最重要的任务，当然是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但有一种典型的哲学史课程与这种任务背道而驰。
哲学研究方式，分为系统研究和历史研究。系统研究直面特定哲学问题，围绕问题讨论各种相关理论。历史研究注重澄清哲学史上思想体系的内容和思想家相互之间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哲学史课程，是指这样一种特殊的授课方式：教师带领学生从希腊哲学前苏格拉底时代起，地毯式地横扫所有重要哲学家，分别记住他们的生卒年月以及主要观点。
在学术训练的开端，学生的确需要这种全景视角。但这种视角不应当通过课程的形式来获得。适量阅读优秀的哲学通史著作，获益更大。最重要的是，当这类哲学史课程大量存在的时候，它们会误导学生严重偏离哲学真正的核心内容，扼杀学术潜能。
合格的哲学专业学者，需具有创造新的哲学知识的能力。
对培养思辨能力最有效的课程，首属讨论课。这种课程涉及领域较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分析具体文本或理论，进行各种理论尝试，并接受来自各个角度的批评。当然，这种课程的授课老师，本人必须具有相当的学术基础和思辨能力。
其次，培养思辨能力，需要在学生充分认识到哲学研究难度的情况下，鼓励学生质疑一切文本和理论。
因为当我们开始无条件崇拜经典文本的时候，事实上是在削弱它的哲学生命。偶像和权威永远是真正哲学研究的死敌。
最后，培养思辨能力，需要适当减轻学生在论文数量方面的压力。
笔者在就读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的时候，德国大学哲学系通用的还是传统的制度。学生在学士和硕士阶段，分别只需修三门讨论课，并在这些课程上各写一篇论文。粗略计算，相当于每年一篇20页上下的论文。
近年来，德国大学制度改革，学生需要修的课程以及需要写的论文数量翻了一倍。其直接后果，是学生对每篇论文投入的时间明显减少。这对哲学专业素养的培养不利。
因为在博士阶段之前（甚至包括博士阶段在内），哲学专业的学生一般而言不可能出有意义的学术成果。写论文的主要目的，是对论证组织能力的训练。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反复修改论文，逐步澄清论证线索，这是论文写作训练最重要的环节。为了论文数量而牺牲这一环节，实则得不偿失。■
（作者系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