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铎先生是我读研究生时的业师，他字天木，人们多敬称他为天木先生。
天木先生原籍辽宁海城，1911年7月2日于河北保定出生。他的祖父是一位私塾先生，后从军，曾任都统并参与保定军官学堂的筹建。他的父亲王宗玺以机械学见长，曾任修械所技师和上海龙华兵工厂帮办，家中自置自制机械装备。天木师自幼耳闻目濡参与手工劳动及机器操作，有良好的木工、钳工功底，还自学机械制图，自制铣床和牛头刨。这为他日后从事古代科技器械的复原、制作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1934年，天木先生来到北京，经顾颉刚和容庚推荐入燕京大学修习史学，受教于邓之诚、郑振铎、郭绍虞、谭其骧等名师，同学中有侯仁之、周一良等。1935年参加禹贡学会和中国考古学社；受北平研究院委托设计制作车模，同时完成指南车、记里鼓车的复原和撰著。“七七事变”后南下，由傅斯年介绍到中央博物院工程馆筹备处任助理研究员。1938年经香港转道越南抵达昆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汉代车制。1939年转任设计专员，制作多种汉代车辆模型。
1941年随筹备处内迁至李庄，6年间完成《考工记》车制研究，磁针发明史料的搜集及实验，参与王建墓的发掘和制作司南模型。虽生活清苦却意气风发，硕果累累，经常来往的有李济、梁思永、胡厚宣、苏秉琦、傅斯年、庞董琴等大家。所作日记有云：“又漏雨了，将陈的伞张在帐顶上。”告李济先生“不计较待遇如何，逢此时代，国家百艰，有饭吃即可也”“住西南联大工学院，未有帐子，蚊子太多，一夜未合眼”……据他自述，平生未鬻字，但窘迫时曾不得已为人治印以贴补家用。
1946年底离李庄，翌年夏和夏鼐同赴温州考察航海罗盘的制作和使用，在北平研究院用天然磁石制作司南，得到马大猷的帮助，同年秋回到南京中央博物院。1950年调国家文物局，负责全国博物馆的筹建和陈列设计。为此，天木先生曾亲自设计了多种组合式、橱式陈列设备，为众多博物馆采用。1956年起兼任365体育手机版：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先后培养了周世德、华觉明两位研究生。1962年任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副所长。“文革”期间曾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和到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回北京筹备文物出国展览，同年因心肌梗塞住院。1980~1985年任中国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1989年将平生所撰主要论文结集为《科技考古论丛》出版。1991年因突发心肌梗塞谢世，终年81岁。
我是1964年夏考入365体育手机版：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师从天木师的。入学时的专业方向是中国兵器史，旋即改为矿业史。这是先生考虑到我的机械工程根底和个人志趣主动为我更改的。报到之后，时为助理研究员的席泽宗先生带我去沙滩红楼见老师。很大的桌子上放着成叠的图纸，那是天木先生早年考察北方大车、独轮车所绘，极精细且具古风，与通常的机械制图迥然不同，使我大开眼界，原来工程图还可以这么画的。坐定之后，他开口便说，招你做研究生，不是我一个人做的主，是和夏鼐先生商量过的。你的文章（指《考古学报》1960年发表的战国西汉铁器金相考察报告）写得不错，要多读书，多做实验，多往下面跑。
红楼一别，旋即按康生“滚一身泥巴”的指令，到安徽寿县四清。一年后回所做课题，选择拔蜡法复原研究兼检测河南南阳所出汉代铁器，均得到天木师的首肯。未几，“文化大革命”铺天塞地而来，我也愚蠢地卷了进去。1969年夏，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天木师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我们都住在东四头条，我在一号，他在西边的文化部大院。形格势禁，无法来往，但见面时仍相互致意，我称“王先生好！”他回称“您好！”担心与关注尽在片言只语之中。
1972年从河南明港干校回来，天木先生因筹备出国文展，也从文化部咸宁干校回京，和夏鼐先生共同为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复苏而忙碌。其时，“斗批改”已歇菜，政情稍弛，我便不时去他家请教、闲聊。他对时事常有贬斥，例如评法批儒之类。因帽子还被人拿着，我不但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且不得在本所图书馆借书。于是，只好从先生处借阅，又请黄展岳等老友从考古所借中外书刊，还凭户口本到王府井大街365体育手机版：图书馆的阅览室读架上的类书和参考书，用免费提供的借阅单背面作卡片。我师从天木师多年，他从没给我讲过课。他认为一个人读了近二十年的书，已有自学的能力，还用得着别人给讲课吗？我大抵每二三周去他家一次，因他工作忙，不敢多打扰。每次去他必亲自为我沏茶，有时还拿一些水果、点心款待我这个穷学生（80年代开始发稿费，之前我去老师家从不带礼物，反倒是有时他从外面回来，路过我住的一号大院，给我点水果、食品，请我陪他去洗澡也是他付钱）。然后坐下来，海阔天空、漫无边际作终夕之谈。临走时，还必定起身送我到门口。
那是1976年的秋天，我才获准恢复研究工作，正起劲地写《汉代叠铸》一书和《河南汉代冶铁技术初探》一文。在王先生家也读到了这些事，主题还是古代钢铁技术。有一回，谈话中间王先生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意思是：你是不是还可以做一点青铜器方面的工作啊？我那时正热衷于钢铁技术的研究，先生的话听到了，但没听进去。过不多久，先生再一次提醒我，郑重地说：商周青铜器可是重要，你是不是要做一点这方面的研究啊！先生的话言简意赅，令我为之一震。退而思之，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并为自己的浅陋和愚钝感到羞愧，觉悟到是我人文素养差，不识学术研究之大局所致。于是，下决心把研究的重心转到青铜冶铸技术研究方面来。其时，正好殷墟妇好墓青铜器群出土，随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又出了大型编钟群和大量青铜器。我在夏鼐先生的支持和鼓励下，参与了诸多青铜器群的检测、研究，和白荣金等做了为时三年的商周青铜器铸造的复原试制。从1978年秋到1984年秋，参与主持了曾侯乙编钟群的研究与复制，对曾侯乙尊盘这一早期失蜡法代表作进行了工艺考察和技术鉴定。这一切都源自天木师的启迪与训示。正如他所说：“我没有做什么，就是给周世德和华觉明出了两个题目，一个做造船史，一个做青铜冶铸，这两个题目够他们做一辈子的。”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天木先生用隶书集杜诗写了一副对联，并出钱请人裱好后送给我：“文章千古事，风雨十年人。”这对我是很大的激励。外国人喝咖啡，中国人喝茶，在聊天中得到教益，引发灵感。不涉细节，只出题目，要求你一定要把文章做好，这是老一辈的大师级学者的高明之处。王先生一辈子只带了两个研究生，这和现今硕士、博士的批量生产是正好相反的。
天木先生对古代科技事象的复原是有清醒认识的。早在《指南车记里鼓车之考证及模制》一文中，他就明确指出“明代之齿轮尚属方齿制，故宋代齿轮，其形制或较明代更为古拙也”。又说记里鼓车“驭行时，所记之里数，亦不能如其原则上计算之准确”，这两种车“不能行于坎途，更需人力随车管理”。对水运仪象台的运行，他亦作如是观。证之如今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和北京等地所复原的仪象台，为获得好的传动效率均使用现代的渐开线齿轮，那是有违科学复原准则、误导观众的做法。
天木先生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持谦逊和客观的态度。他于质疑及批评从不为忤，但也不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而是努力改进研究思路和方法，查检更多的文献资料和论据，以拓展研讨的深度和广度，《科技考古论丛》所收《燕肃指南车造法补正》《张衡地动仪补说》等文即其明证。他在该书《后记》中说：“我的研究工作汲取了前人和近人的学术成果；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不断发现新的考古和文献材料，对现有认识加以修改和补充。”在日常交谈中，他也多次提到研究工作及所用方法、技巧、仪表、工具是不断更新的，“一篇论文能站住三十年就很不错了”。表里一致，心口如一是天木先生的本色，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前辈学者在艰难时世所作学术成果，理应得到充分的尊重。对前人的工作横加指斥，甚至强行撤去卓有成效的古代科技复原模型的所有陈列，是有悖于理和背离博物馆工作的常规的。
承续超越，生生不息，方有学术的繁荣和持续发展。薪火相传，教学相长才是学界的道统、为学之正道、学人应恪守的规矩。
天木先生质朴厚重，一身正气，工作极其认真，待人极其真诚，古道热肠，长者之风。语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以先生为榜样，行吾心之所按，这是我要努力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