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外考察进行至第4天的时候，我无意中听到我的博士生导师在诋毁某个人。他说的是荷兰语，可能他认为我是美国人，所以压根听不懂。他说zij（荷兰语“她”）头脑简单、身体虚弱，还招摇。他还将zij与他“其他愚蠢的学生”作了比较。我仔细地听着zij所犯下的各种“罪行”，渐渐地我越来越确定，我——考察站里唯一的女性——就是zij。这种堂而皇之的欺凌迫使我放弃了研究。
我的经历更加令人失望，因为在决定攻读博士学位时我非常慎重。我的研究重点是捕食生态，有助于资源保护，并希望借此有野外冒险的机会。尽管看起来不太可能，但我还是遇到了一个满足自己所有要求的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我立即申请，并被自己未来的导师和一个独立的科学委员会选中，这让我欣喜若狂。我的导师看上去既友好又雄心勃勃，似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确实如此。
在我首次野外考察的第一天，导师突然把所有的考察资源转移到一个与我的经验或职业抱负不相符的课题上，无视我们严谨的研究计划以及我日益增多的反对意见。我说，这种反复无常的变化是无法接受的，但导师反驳了我：“我有权力这样做。这就是科学研究的运作模式，你只是太天真了。”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博士生导师可以行使创造或破坏学生研究生涯的权力，而学生通常几乎没有什么办法——如果有的话，也只是保护自己不受导师滥用职权的伤害，尤其是在偏远的野外工作期间。我感到心烦意乱，但他是野外考察的负责人，所以我只能低下头，继续工作，并记录下他的所作所为。我以为我们回家享受完圣诞假期后，会理智地谈谈，并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相反，当我离开考察站，利用假期去探望家人时，导师开始给我发与我合同有关的电子邮件，并抄送给了系领导。在我返回工作岗位的那天早上，他与人力资源组织了一次纪律会议，会上他建议终止我的合同，说我太笨了，不适合做他的学生，还对我的个人习惯做出了奇怪的、不真实的评价。会议结束时，人力资源经理打断了他的话，建议会议择期再开。
我对他的行为感到迷惑不解，便问人力资源经理如何看待我导师的这种行为。“我觉得他不喜欢女强人。”她回答道。他是众所周知会欺凌手下学生的人，但我是第一个他试图通过举办如此咄咄逼人的人力资源听证会予以威胁的人。也许他那样做是因为我是第一个向他挑战的女性。一想到仅仅做一个捍卫自己立场的女性就可能会毁掉职业生涯，这让我感到震惊。
经过长时间的进一步讨论，我的资助机构建议我所在的大学为我任命一名新的导师，学校的确这么做了——在该国另一端的卫星站点，我将在那里做一些与我最初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不相符的工作。我觉得，导师的行为正让我接受着惩罚。尽管搬家打乱了生活、4个月的研究中断以及心力交瘁，但我很乐观地认为，自己还能够坚持下去。然而几个月后，自我照顾的需求战胜了辍学的愧疚感，于是我辞职了。
我一直很矛盾该如何看待这次经历。我已经在科学传播和教育方面找到了令自己满意的生活，但有时我对不得不放弃博士学业感到失望。不过，我提醒自己，放弃并不意味着输了。如果接受欺凌作为学业上的必经之路，并牺牲自己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我才是输了。于我而言，我知道对抗这种欺凌是正确的，而且我希望自己的经历能鼓励其他人也能捍卫自己的立场。这样做可能会让他们的职业计划暂时搁置甚至面临风险，但这是让学术生活更加平等的唯一途径。
DOI: 10.1126/science.354.6311.514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16年10月28日《科学》杂志”。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4/6311/514。